摄影像一场酷刑，耗尽我的思想，拷打我的意志。我想，我必须时常“抽离”，才能在再次进入时看见更多艺术的可能。这并不是一项任何人都适合的工作，它对人的冲击太剧烈——你不是在记录，而是在直面世界最赤裸的部分。

也许正因如此，我逐渐意识到，影像不只是美学的表达，更是一种有意识的“引导”。就像歌声可以唤起情绪，摄影也可以唤醒认知。当镜头持续对准那些被忽视的人——社会的边缘者、被苦难反复碾压的群体——它实际上在迫使观看者面对一个问题：我们到底在忽略什么？

我所围绕的创作，始终带着强烈的批判性。这种批判并非为了否定，而是为了揭示。那些生活在基层、在夹缝中挣扎的人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沉默的控诉。摄影的意义，不在于“美化苦难”，而在于让苦难被看见，让个体重新获得被承认的尊严。

当一张照片能够稍微改变一个人的处境，哪怕只是让更多人意识到他的存在，这种微小的推动，就是人文关怀的起点。摄影师不只是记录者，更像是一个提醒者——不断提醒社会，不要遗忘那些被系统性忽视的人。

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逐渐意识到一个更深的问题：价值观的孤独。

确实存在这样一群人，他们不以金钱为核心尺度，而是因为某种更深层的共识——对人的关怀、对真实的执着——走到一起。但在找到他们之前，更重要的是找到“自我”。如果没有清晰的自我，你的镜头就会摇摆，你的判断会被外界吞没，你甚至无法分辨自己是在表达，还是在迎合。

自我，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一种稳定的内在坐标。它决定你站在哪里看世界，也决定你愿意为哪些画面按下快门。没有自我，摄影就容易沦为猎奇或消费苦难；有了自我，摄影才可能成为一种有立场、有温度的表达。

因此，真正的挑战并不只是面对外部的苦难，而是承受内心的撕裂——在介入与抽离之间，在同情与克制之间，在记录与改变之间反复拉扯。

也许摄影之所以像“酷刑”，正是因为它逼迫人不断面对这些矛盾。但也正是在这种撕裂之中，人逐渐清晰：你为何看见，你为何记录，你又为何不能转身离开。

而当这些问题有了答案，摄影才不再只是工作，而成为一种选择——一种关于人、关于世界、也关于你自己的选择。